低碳技術強制轉讓受限 中國或需巨資購買
日期：2025-12-10 13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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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
低碳技術強制轉讓受限 中國或需巨資購買
導讀：在5月7日的國際綜合防災減災與可持續發展論壇上，國家減災專家委主任秦大河指出，目前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優勢，設立綠色貿易壁壘，其發展低碳經濟技術都走在世界前列，掌握了氣候變化的主動權，但是實際上中國的碳排放，有14.5%-24%是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，進而排放到中國的。
“中國應該加快形成國際科技界所認可的研究成果，為中國的氣候變化行動和參與氣候變化的外交談判，提供有力的支持，進而提高在氣候變化的國際‘話語權’”。在5月7日的國際綜合防災減災與可持續發展論壇上，國家減災專家委主任秦大河稱。
會上，秦大河發布報告指出，目前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優勢，設立綠色貿易壁壘，其發展低碳經濟技術都走在世界前列，掌握了氣候變化的主動權，但是實際上中國的碳排放，有14.5%-24%是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，進而排放到中國的。
根據聯合國的2010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，到2030年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可以達到峰值，此后開始下降，但是中國需要從國外引進絕大部分自己無法掌握的技術，這些技術似乎難以從國外通過**強制許可制度免費獲得。
華中科技大學知識產權戰略研究院院長朱雪忠對記者分析，盡管目前巴西、印度等發展中國家，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強調，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免費提供低碳技術，這可以采取強制許可制度，但是實際上這些技術都掌握在發達國家的企業手中，未必就愿意無償提供技術給發展中國家。
“我的建議是，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資金，發展中國家再從發達國家的企業手中買低碳技術的**，這個路徑是行得通的。”朱雪忠對記者表示。
70%的減排核心技術需“進口”
中國邁向低碳經濟可能要付出不小代價。
4月15日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對外公布了《2010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——邁向低碳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未來》（以下簡稱《報告》），報告稱中國實現未來低碳經濟的目標，至少需要60多種骨干技術支持。而在60多種技術里面其中42種技術中國目前不掌握核心技術。
也就是說，對中國而言，70%的減排核心技術需要“進口”。
“中國要找到一個*佳的、優化的技術方案、技術戰略來支持我們建設低碳經濟，因為，技術選擇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中國未來的排放水平。”該報告主筆人、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鄒驥表示。
顯然，核心技術不掌握在“自己”手里，自然會付出更多的購買成本。據鄒驥估算，如果“不惜一切代價減排的減排情景”（即采用高昂的技術，如電動汽車、第四代核電以及碳捕獲和儲存）測算，到2050年，減排的投資成本會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%。
如果按此估算，中國購買這些核心技術，資金壓力顯而易見。能否借鑒藥品行業的強制許可制度來低價獲得這些技術？
“實施強制許可的必要性在綠色技術不如藥品那么明顯。”朱雪忠對記者分析，原因是，什么叫綠色技術范圍的界定就很困難，比如狹義可以理解為各種節能環保的技術，廣義理解則綠色技術的范圍更大，各國、各地方、各行業界定也不一樣。
同時綠色技術的可替代性很強，不像藥品的依賴性那么強。“氣候問題是具有累計性的，不像公共健康那種突發性，因此它的強制許可的必要性也不如藥品。”朱稱。
*關鍵的是，強制實施效果很有限，主要是因為，強制許可只適用于**技術，在綠色技術領域里面，有很多都不是**技術，如果是技術秘密，就不能使用強制許可。比如國防的很多保密**。
并且，通過強制許可獲得的技術很難獲得**權人的配合，“一項技術的實施，特別**技術的實施，如果沒有**權人的配合，這個技術實施的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。”
碳預算求解資金難題
中國氣候變化問題智囊團成員，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（IPCC）委員林而達告訴記者，目前國際間有關低碳技術的轉讓談判并未達成一致意見。但一般觀點認為，知識產權問題不應該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障礙。
發展中國家主張，一些相對水平較低的技術，可以通過強制轉讓**給發展中國家，而一些**的技術，發達國家的政府應該購買后轉讓給發展中國家。
“不過，*先進的技術，比如碳儲存，碳捕獲技術，預計轉讓的難度很大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援助資金，這其中的一部分應該被用于向發達國家的企業購買技術。”他說。
他指出，目前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多少資金，以及哪些技術，迄今仍沒有定論，但一定是一個不小的數字。
世界銀行的研究認為，中國在2025年左右碳排放可以達到峰值。為此，每年單位GDP能耗需要下降4.3%，預計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50%以上。為此，未來20年中國每年需要從海外凈增加640億美元的追加投資，用于提升能效和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額外成本和風險。
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判斷，通過實施碳預算的辦法，發達國家可以向發展中國家獲得購買碳排放權，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獲得資金，這些資金可以用于購買發達國家企業的低碳技術。
不過，短期內，上述難以實現。“現階段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碳市場交易機制并不存在，所以這些國家進行碳排放權的交易的可能性不大。”在日前舉行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（2010.經濟學）“碳預算與氣候公平”會議上，該中心副研究員陳洪波稱。
他認為，基于碳市場的不成熟，中國與印度沒有條件進行排放權市場的運作，至少是在短期內，即2020之前。因此，更有可行性的是發展CDM（清潔發展機制），或者執行選擇性的產業的部門減排交易。這些規則應由各個國家內部制定而不是國際性的。
導讀：在5月7日的國際綜合防災減災與可持續發展論壇上，國家減災專家委主任秦大河指出，目前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優勢，設立綠色貿易壁壘，其發展低碳經濟技術都走在世界前列，掌握了氣候變化的主動權，但是實際上中國的碳排放，有14.5%-24%是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，進而排放到中國的。
“中國應該加快形成國際科技界所認可的研究成果，為中國的氣候變化行動和參與氣候變化的外交談判，提供有力的支持，進而提高在氣候變化的國際‘話語權’”。在5月7日的國際綜合防災減災與可持續發展論壇上，國家減災專家委主任秦大河稱。
會上，秦大河發布報告指出，目前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優勢，設立綠色貿易壁壘，其發展低碳經濟技術都走在世界前列，掌握了氣候變化的主動權，但是實際上中國的碳排放，有14.5%-24%是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，進而排放到中國的。
根據聯合國的2010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，到2030年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可以達到峰值，此后開始下降，但是中國需要從國外引進絕大部分自己無法掌握的技術，這些技術似乎難以從國外通過**強制許可制度免費獲得。
華中科技大學知識產權戰略研究院院長朱雪忠對記者分析，盡管目前巴西、印度等發展中國家，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強調，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免費提供低碳技術，這可以采取強制許可制度，但是實際上這些技術都掌握在發達國家的企業手中，未必就愿意無償提供技術給發展中國家。
“我的建議是，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資金，發展中國家再從發達國家的企業手中買低碳技術的**，這個路徑是行得通的。”朱雪忠對記者表示。
70%的減排核心技術需“進口”
中國邁向低碳經濟可能要付出不小代價。
4月15日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對外公布了《2010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——邁向低碳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未來》（以下簡稱《報告》），報告稱中國實現未來低碳經濟的目標，至少需要60多種骨干技術支持。而在60多種技術里面其中42種技術中國目前不掌握核心技術。
也就是說，對中國而言，70%的減排核心技術需要“進口”。
“中國要找到一個*佳的、優化的技術方案、技術戰略來支持我們建設低碳經濟，因為，技術選擇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中國未來的排放水平。”該報告主筆人、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鄒驥表示。
顯然，核心技術不掌握在“自己”手里，自然會付出更多的購買成本。據鄒驥估算，如果“不惜一切代價減排的減排情景”（即采用高昂的技術，如電動汽車、第四代核電以及碳捕獲和儲存）測算，到2050年，減排的投資成本會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%。
如果按此估算，中國購買這些核心技術，資金壓力顯而易見。能否借鑒藥品行業的強制許可制度來低價獲得這些技術？
“實施強制許可的必要性在綠色技術不如藥品那么明顯。”朱雪忠對記者分析，原因是，什么叫綠色技術范圍的界定就很困難，比如狹義可以理解為各種節能環保的技術，廣義理解則綠色技術的范圍更大，各國、各地方、各行業界定也不一樣。
同時綠色技術的可替代性很強，不像藥品的依賴性那么強。“氣候問題是具有累計性的，不像公共健康那種突發性，因此它的強制許可的必要性也不如藥品。”朱稱。
*關鍵的是，強制實施效果很有限，主要是因為，強制許可只適用于**技術，在綠色技術領域里面，有很多都不是**技術，如果是技術秘密，就不能使用強制許可。比如國防的很多保密**。
并且，通過強制許可獲得的技術很難獲得**權人的配合，“一項技術的實施，特別**技術的實施，如果沒有**權人的配合，這個技術實施的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。”
碳預算求解資金難題
中國氣候變化問題智囊團成員，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（IPCC）委員林而達告訴記者，目前國際間有關低碳技術的轉讓談判并未達成一致意見。但一般觀點認為，知識產權問題不應該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障礙。
發展中國家主張，一些相對水平較低的技術，可以通過強制轉讓**給發展中國家，而一些**的技術，發達國家的政府應該購買后轉讓給發展中國家。
“不過，*先進的技術，比如碳儲存，碳捕獲技術，預計轉讓的難度很大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援助資金，這其中的一部分應該被用于向發達國家的企業購買技術。”他說。
他指出，目前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多少資金，以及哪些技術，迄今仍沒有定論，但一定是一個不小的數字。
世界銀行的研究認為，中國在2025年左右碳排放可以達到峰值。為此，每年單位GDP能耗需要下降4.3%，預計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50%以上。為此，未來20年中國每年需要從海外凈增加640億美元的追加投資，用于提升能效和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額外成本和風險。
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判斷，通過實施碳預算的辦法，發達國家可以向發展中國家獲得購買碳排放權，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獲得資金，這些資金可以用于購買發達國家企業的低碳技術。
不過，短期內，上述難以實現。“現階段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碳市場交易機制并不存在，所以這些國家進行碳排放權的交易的可能性不大。”在日前舉行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（2010.經濟學）“碳預算與氣候公平”會議上，該中心副研究員陳洪波稱。
他認為，基于碳市場的不成熟，中國與印度沒有條件進行排放權市場的運作，至少是在短期內，即2020之前。因此，更有可行性的是發展CDM（清潔發展機制），或者執行選擇性的產業的部門減排交易。這些規則應由各個國家內部制定而不是國際性的。
